天的。她捏着袖扣的手有点抖，往我袖口上戴时，指尖反复蹭过我的手腕：“戴在这儿，别人就知道……知道你有喜欢的人了。”我低头看着她认真的样子，伸手把她的手攥住——她的手还有点凉，该是在院子里站久了。
“曼春，”我开口，声音有点发紧，却每个字都清楚，“等开春我去法国，回来就跟你订婚。这辈子，我明楼就只娶你一个。”她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眼泪砸在我手背上，热得烫人，却拼命点头，攥着我的手更紧了：“师哥，你可不能忘。我等你，不管等多久都等。”我把她抱进怀里，下巴抵在她的发顶，闻着她发间的绒花香，摸着她织的围巾（绕在脖子上，暖得发烫），摸着袖口的“春”字袖扣（凉的银，却烫得人心尖颤）：“不忘。等我回来，带你去藏书楼插新采的桂，去湖心亭看雪，去霞飞路喝热可可——把没一起过的日子，都补回来。”
她靠在我怀里，安安静静的，像只归巢的小鸟。灯笼的光晃在她脸上，映着她的笑，映着我的影子，映着满院的雪和红灯笼。我能想到开春去法国时，要给她寄第一封夹着梧桐叶的信；想到冬天回来时，要在巷口的槐树下等她跑过来；想到订婚时，要给她戴枚比袖扣更亮的戒指——这些念头堆在心里，暖得能把除夕的夜都焐热，能让我忘了北平的寒，忘了出国的远，只记得怀里的人，和她攥着我袖口的温度。
她忽然在我怀里动了动，抬头看我，睫毛上还挂着泪，却笑着轻声问：“师哥，你真的爱过我吗？”不是巷口雪地里的试探，是带着笑的、笃定的问。我低头蹭了蹭她的发顶，指腹擦去她眼角的泪，声音比灯笼的光还软：“爱。从始到终，就只爱你一个。”她笑起来，往我怀里又钻了钻，安安静静的，像要把这刻的暖，都记在心里。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初七，阴。灯烬梦回
猛地睁开眼时，办公室的台灯还亮着，光打在摊开的汪伪军需报表上，字里行间全是冰冷的数字。手心里全是汗，攥着的钢笔尖戳进了掌心，渗出血来，却不觉得疼——方才梦里的暖还残留在指尖，曼春靠在我怀里的重量，她攥着我袖口的力度，她问“师哥，你真的爱过我吗”时的软声软气，都真得像就发生在刚才。
窗外是上海的夜，没有桂香，没有雪，没有挂着红灯笼的汪家花园，只有汽车驶过柏油路的冷硬声响，只有远处日军岗哨的灯光，冷得像冰。桌上没有沾着桂花的《昭明文选》，没有歪耳朵兔子，没有米白的羊毛围巾，只有一枚冰冷的银质袖扣——是三个月前，我从汪曼春的尸体上摘下来的。上面的“春”字被弹孔穿了个洞，边缘磨得发亮，是这些年我攥在手里、藏在袖口，反复蹭出来的痕迹。
不是民国十七年的除夕。是民国二十六年的三月，是她死了整整三个月的日子。
我早就从法国回来了。不是为了给她带塞纳河的梧桐叶，是为了以“汪伪财政部长”的身份潜伏；不是为了跟她订婚，是为了看着她一步步变成汪伪特工总部的刽子手，看着她手里沾满同胞的血，看着她把当年藏书楼递来的桂枝、湖心亭的雪、除夕的袖扣，都变成审讯室里的烙铁和枪口。我早就不是那个能跟她在霞飞路喝热可可的师哥了——我是军统的“毒蛇”，是中共地下党的“眼镜蛇”，是必须把“汪曼春”这个名字，划进“清除名单”的明楼。
我骗了她一辈子，到最后，连自己都骗进了梦里，可醒来才知道，所有的真诚和浪漫，全是我后来补的谎，所有的悔恨和自责，都轻得像个笑话。
——明楼亲笔
“曼春，”我开口，声音有点发紧，却每个字都清楚，“等开春我去法国，回来就跟你订婚。这辈子，我明楼就只娶你一个。”她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眼泪砸在我手背上，热得烫人，却拼命点头，攥着我的手更紧了：“师哥，你可不能忘。我等你，不管等多久都等。”我把她抱进怀里，下巴抵在她的发顶，闻着她发间的绒花香，摸着她织的围巾（绕在脖子上，暖得发烫），摸着袖口的“春”字袖扣（凉的银，却烫得人心尖颤）：“不忘。等我回来，带你去藏书楼插新采的桂，去湖心亭看雪，去霞飞路喝热可可——把没一起过的日子，都补回来。”
她靠在我怀里，安安静静的，像只归巢的小鸟。灯笼的光晃在她脸上，映着她的笑，映着我的影子，映着满院的雪和红灯笼。我能想到开春去法国时，要给她寄第一封夹着梧桐叶的信；想到冬天回来时，要在巷口的槐树下等她跑过来；想到订婚时，要给她戴枚比袖扣更亮的戒指——这些念头堆在心里，暖得能把除夕的夜都焐热，能让我忘了北平的寒，忘了出国的远，只记得怀里的人，和她攥着我袖口的温度。
她忽然在我怀里动了动，抬头看我，睫毛上还挂着泪，却笑着轻声问：“师哥，你真的爱过我吗？”不是巷口雪地里的试探，是带着笑的、笃定的问。我低头蹭了蹭她的发顶，指腹擦去她眼角的泪，声音比灯笼的光还软：“爱。从始到终，就只爱你一个。”她笑起来，往我怀里又钻了钻，安安静静的，像要把这刻的暖，都记在心里。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初七，阴。灯烬梦回
猛地睁开眼时，办公室的台灯还亮着，光打在摊开的汪伪军需报表上，字里行间全是冰冷的数字。手心里全是汗，攥着的钢笔尖戳进了掌心，渗出血来，却不觉得疼——方才梦里的暖还残留在指尖，曼春靠在我怀里的重量，她攥着我袖口的力度，她问“师哥，你真的爱过我吗”时的软声软气，都真得像就发生在刚才。
窗外是上海的夜，没有桂香，没有雪，没有挂着红灯笼的汪家花园，只有汽车驶过柏油路的冷硬声响，只有远处日军岗哨的灯光，冷得像冰。桌上没有沾着桂花的《昭明文选》，没有歪耳朵兔子，没有米白的羊毛围巾，只有一枚冰冷的银质袖扣——是三个月前，我从汪曼春的尸体上摘下来的。上面的“春”字被弹孔穿了个洞，边缘磨得发亮，是这些年我攥在手里、藏在袖口，反复蹭出来的痕迹。
不是民国十七年的除夕。是民国二十六年的三月，是她死了整整三个月的日子。
我早就从法国回来了。不是为了给她带塞纳河的梧桐叶，是为了以“汪伪财政部长”的身份潜伏；不是为了跟她订婚，是为了看着她一步步变成汪伪特工总部的刽子手，看着她手里沾满同胞的血，看着她把当年藏书楼递来的桂枝、湖心亭的雪、除夕的袖扣，都变成审讯室里的烙铁和枪口。我早就不是那个能跟她在霞飞路喝热可可的师哥了——我是军统的“毒蛇”，是中共地下党的“眼镜蛇”，是必须把“汪曼春”这个名字，划进“清除名单”的明楼。
我骗了她一辈子，到最后，连自己都骗进了梦里，可醒来才知道，所有的真诚和浪漫，全是我后来补的谎，所有的悔恨和自责，都轻得像个笑话。
——明楼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