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老师问起我的抗旱工作,我详细讲了陶罐滴灌、三合土渠那些事。他听得很认真,不时提问。

    “你这个思路对。”路老师放下筷子,“科学技术不能高高在上,要落地,要管用。”

    “所以得向群众学习。”我说,“老百姓种地种了几千年,什么办法没想过?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的经验总结提炼,变成可推广的技术。”

    路老师点点头,眼神里满是赞许。

    饭后,路老师泡上茶,我们继续聊。这时我才切入正题。

    “路老师,最近学校情况怎么样?”我试探着问。

    路老师叹了口气:“不太平。各种讨论、辩论越来越多,有些人上纲上线。我们搞技术的,只想安心做研究,可现在……难啊。”

    我斟酌着词句:“路老师,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我这次在北京,听了一些风声。”我压低声音,“接下来一两年,形势可能会有大变化。知识分子……可能比较敏感。”

    路老师脸色凝重起来:“我也感觉到了。

    “路老师,那些图纸、资料,是您的心血,也是国家的财富。”我恳切地说,“该收的收起来,该藏的藏好。还有……少说话,多观察。随大势所趋,才能活得长久。”

    路老师沉默良久,重重叹了口气:“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有些话,不说心里憋得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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