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议论,不传播,不参与。”

    “对。”王建军点头,“记住咱们是干什么的——建设国家。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正道。”

    聚会结束,我和林雪晴走在长安街上。夜色中的天安门城楼庄严雄伟,广场上还有人在散步。

    “浩哥,你担心吗?”林雪晴轻声问。

    “担心。”我老实说,“但我更担心你,担心路老师,担心所有我在意的人。”

    “我会小心的。”她握紧我的手,“你也是。在山西,天高皇帝远,也许反而安全些。”

    那晚回到招待所,我睡不着。爬起来,把最近一个月的人民日报找出来,一篇篇仔细看。

    社论、评论、报道……字里行间,能看出风向在变。强调阶级斗争的多了,强调业务的少了;强调政治挂帅的多了,强调经济建设的少了。

    我拿出笔记本,把重要观点摘录下来。然后对照前世的记忆,梳理脉络。

    1965年秋,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我,一个二十四岁的副厅级干部,一个有着后世记忆的重生者,该何去何从?

    香港是一定要去的。那里有我的商业帝国梦,有孵化民族品牌的舞台。但去之前,我必须把大陆的事情安排好——韩家村的产业,晋中的抗旱成果,还有,和林雪晴的婚事。

    原本这次来北京,我想正式提亲。但听了林父的提醒,看了同学们的忧虑,我改了主意。

    还不够。时机还不够成熟。

    我要在山西干出更大的成绩,要有足够的分量,才能让林家人放心把女儿托付给我。也要等形势更明朗些,避免婚事被卷入不必要的风波。

    我在附近找了一间招待所对付了一晚,当第二天醒来准备收拾行李时,门被敲响了我以为是林雪晴,赶紧过去开门,一开门…

    “你们找谁”我惊讶的问到

    “请问,你是韩浩同志吗?”其中带头的中年男人问道。

    “我是韩浩,请问你们是…”我好奇的问道。

    脑子里转了一圈也没有想到,到底谁会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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