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他去杨婶那儿了,” 徐慧真合上账本,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围裙系好,起身往厨房走,“孩子太小了,不好总吃西药,杨婶说她家有土方子,熬点姜枣水喝了管用,今晚就让他们在那边吃住了,省得来回跑着着凉。”

    “天佑回来得正好,刚还念叨你呢......” 跟李天佑前后脚进门的,是田丹的声音。她今天难得早下班,穿着一身整洁的灰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利落的发髻,脸上带着罕见的轻松笑容,不像往常那样总是绷著神经。

    徐慧真正从厨房端出一盘刚炸好的花生米,金黄酥脆,香气瞬间飘满了院子。几个孩子立马围了上来,承平拉着田丹的手,仰著脸撒娇;承安眼巴巴地盯着花生米,小舌头忍不住舔了舔嘴唇;小石头最机灵,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捏了一粒塞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还不忘对着承安做了个鬼脸。

    “田丹姐,今天看着这么高兴?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李天佑拿起搭在椅背上的热毛巾,擦了把脸,好奇地问。这些年田丹一直跟着他们在院里住,性子向来简朴自律,除了过年过节,很少见她这么喜形于色。

    “高兴!当然高兴!” 田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藏着星星,那是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她拍了拍手,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我请客!明天晚上,咱们全家人都出去吃顿好的,好好庆祝庆祝!”

    徐慧真刚端着花生米走到门口,闻言脚步一顿,和李天佑对视一眼,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田丹平时连给自己买块布料都舍不得,如今主动提出请客吃饭,还是去外面的饭庄,可是头一遭。(二战题材精选:清萃阁)

    一九五八年农历正月初十的北京城,还浸在年节的余寒里。胡同里的积雪被人踩得实实的,冻成了青黑色的冰壳,踩上去咯吱作响。

    屋檐下挂著一溜溜参差的冰溜子,足有半尺来长,在午后惨淡的日头下泛著一层浑浊的光,像一柄柄倒悬的水晶匕首。

    风卷著碎雪沫子,顺着胡同的夹缝钻进来,刮在人脸上,跟小刀子似的疼。

    前门大街上,刚过完春节的人们脸上还带着点节日的余韵,却又透著几分生计的匆忙。

    供销社的大门敞开着,门口排起了不算短的队伍,挎著布兜的妇女们挤在一块儿,嘴里念叨著 “年前的年货票都用完了”“不知道今儿个有没有红糖”“孩子们吵着要吃奶糖”。

    手里攥著皱巴巴的票证,眼神巴巴地望着柜台里的东西。街面上的自行车叮铃哐啷地驶过,偶尔有辆胶皮轮子的马车 “哒哒” 地跑过,扬起一阵雪尘。

    李天佑裹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抵著下巴,挡住了大半张脸。他刚从钢铁厂运输队办公室出来,后脖颈还沾著点雪花,手心里攥著个牛皮纸文件袋,袋口用绳子系得紧紧的,里面是下一季度前往东北运输特种钢材的调度计划。

    这可是厂里的要紧物件,关系著开春后的炼钢任务。

    街道两旁的老槐树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里抖得厉害,像瘦骨嶙峋的手。墙上新刷的标语还泛著油墨的湿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八个红色大字,在灰扑扑的砖墙上格外醒目,旁边还画著个举著钢钎的工人,红得耀眼。

    风一吹,墙上的标语纸微微发颤,墨香混著雪水的寒气飘过来,带着一股子特有的时代气息。

    李天佑拐进煤市街,脚步慢了些。他想起徐慧真前几天念叨的话,说孩子们过年总惦记着上海的奶糖。正好顺路,他打算去前门供销社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凭著糖票买点回来。

    街上的行人不算多,大多缩著脖子匆匆赶路。几个穿棉猴的孩子在街角的空地上抽陀螺,鞭子甩在冰面上,发出清脆的啪嗒声,伴随着孩子们的笑闹声,给这肃杀的冬日添了点活气。

    陀螺在冰面上转得飞快,溅起细碎的冰碴子,李天佑看了一眼,嘴角不自觉地勾了勾,心里想着家里的小石头和小丫,怕是也正盼着他带糖回去呢。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那个身影。

    是在公安局的大门口。那扇黑漆大门厚重威严,门口站着两个挎著枪的民警,身姿笔挺。一个女人正从门里走出来,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列宁装,洗得有些发白,却熨烫得平平整整,脖子上围着条灰围巾,严严实实地裹着半张脸,手里拎着个半旧的牛皮公文包,步伐不快,却沉稳有力,每一步都像是量著尺子走出来的。

    李天佑的脚步猛地顿住,像被钉在了原地。

    是翠萍。

    他的呼吸骤然一紧,棉大衣下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尽管多年未见,尽管她的鬓角已添了几缕不易察觉的白发,眼角也爬上了细密的皱纹,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尤其是那双眼睛,隔着几步远的距离,隔着漫天飞舞的雪沫子,依旧明亮、警惕,像山鹰一样锐利,带着一股子久经世事的沉静和洞察。

    两人就在街心打了个照面。

    翠萍的目光扫过来,落在李天佑脸上,停留了不到半秒。那是一种职业性的、迅速扫视陌生人的眼神,淡漠,疏离,仿佛只是在看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

    可就在这半秒里,李天佑捕捉到了她瞳孔瞬间的收缩,快得几乎让人以为是错觉。还有她的右手,指尖无意识地捏紧了公文包的提手,指节微微泛白。

    那是认出了什么,却又极力克制时的本能反应。

    李天佑的后背瞬间绷紧了,却强迫自己保持着平静。他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往前走着,脸上甚至还挂著一丝恰到好处的、礼貌性的微笑,朝翠萍这个 “陌生人” 微微点了点头,就像街上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市民,见到干部模样的人时会做的那样。

    只有他自己知道,棉大衣下的心脏正跳得如同擂鼓,咚咚咚地撞著胸腔,掌心早已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把牛皮纸文件袋的边缘都濡湿了。

    擦肩而过的瞬间,一阵凛冽的北风卷着地上的雪沫子,劈头盖脸地扑在两人脸上。翠萍微微侧身避风,围巾的一角被风扬起,露出了脖颈处一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疤痕,细得像一条线。

    李天佑的目光像被烫了一下,猛地收了回来。

    那道疤,他记得。

    是多年前在北平城郊的大悲寺后山,他们为了躲避追捕,慌不择路地钻进树林,翠萍被横生的树枝划伤的。当时血珠渗出来,染红了她的衣领,她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随手扯了片叶子,揉碎了敷在伤口上,低声说了句 “不碍事”。

    这么多年了,这道疤竟然还在。

    三秒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一九五八年农历正月初十的北京城,还浸在年节的余寒里。胡同里的积雪被人踩得实实的,冻成了青黑色的冰壳,踩上去咯吱作响。

    屋檐下挂著一溜溜参差的冰溜子,足有半尺来长,在午后惨淡的日头下泛著一层浑浊的光,像一柄柄倒悬的水晶匕首。

    风卷著碎雪沫子,顺着胡同的夹缝钻进来,刮在人脸上,跟小刀子似的疼。

    前门大街上,刚过完春节的人们脸上还带着点节日的余韵,却又透著几分生计的匆忙。

    供销社的大门敞开着,门口排起了不算短的队伍,挎著布兜的妇女们挤在一块儿,嘴里念叨著 “年前的年货票都用完了”“不知道今儿个有没有红糖”“孩子们吵着要吃奶糖”。

    手里攥著皱巴巴的票证,眼神巴巴地望着柜台里的东西。街面上的自行车叮铃哐啷地驶过,偶尔有辆胶皮轮子的马车 “哒哒” 地跑过,扬起一阵雪尘。

    李天佑裹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抵著下巴,挡住了大半张脸。他刚从钢铁厂运输队办公室出来,后脖颈还沾著点雪花,手心里攥著个牛皮纸文件袋,袋口用绳子系得紧紧的,里面是下一季度前往东北运输特种钢材的调度计划。

    这可是厂里的要紧物件,关系著开春后的炼钢任务。

    街道两旁的老槐树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里抖得厉害,像瘦骨嶙峋的手。墙上新刷的标语还泛著油墨的湿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八个红色大字,在灰扑扑的砖墙上格外醒目,旁边还画著个举著钢钎的工人,红得耀眼。

    风一吹,墙上的标语纸微微发颤,墨香混著雪水的寒气飘过来,带着一股子特有的时代气息。

    李天佑拐进煤市街,脚步慢了些。他想起徐慧真前几天念叨的话,说孩子们过年总惦记着上海的奶糖。正好顺路,他打算去前门供销社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凭著糖票买点回来。

    街上的行人不算多,大多缩著脖子匆匆赶路。.k¨a*n′s~h¨u+q+u′n?.¢c,o?几个穿棉猴的孩子在街角的空地上抽陀螺,鞭子甩在冰面上,发出清脆的啪嗒声,伴随着孩子们的笑闹声,给这肃杀的冬日添了点活气。

    陀螺在冰面上转得飞快,溅起细碎的冰碴子,李天佑看了一眼,嘴角不自觉地勾了勾,心里想着家里的小石头和小丫,怕是也正盼着他带糖回去呢。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那个身影。

    是在公安局的大门口。那扇黑漆大门厚重威严,门口站着两个挎著枪的民警,身姿笔挺。一个女人正从门里走出来,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列宁装,洗得有些发白,却熨烫得平平整整,脖子上围着条灰围巾,严严实实地裹着半张脸,手里拎着个半旧的牛皮公文包,步伐不快,却沉稳有力,每一步都像是量著尺子走出来的。

    李天佑的脚步猛地顿住,像被钉在了原地。

    是翠萍。

    他的呼吸骤然一紧,棉大衣下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尽管多年未见,尽管她的鬓角已添了几缕不易察觉的白发,眼角也爬上了细密的皱纹,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尤其是那双眼睛,隔着几步远的距离,隔着漫天飞舞的雪沫子,依旧明亮、警惕,像山鹰一样锐利,带着一股子久经世事的沉静和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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