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看了很久。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炉子里最后一点煤块燃烧发出的噼啪声,以及两个蓝制服几乎微不可闻的呼吸声。

    “李天佑同志,”赵向荣缓缓开口,“你的解释,听起来合理。但有几个问题。”

    “您请问。”

    “第一,你只是一个运输队的副队长,为什么观察力这么敏锐?从口音、手势这些细微之处就能产生怀疑?甚至能联想到美国人?”

    “赵同志,”李天佑坦然看着对方,“我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后勤运输队,但也算是在前线打过滚。战场上,观察细节、判断敌情是保命的基本功。我见过美国人,听过他们说话,看过他们的习惯。而且,我妹妹二丫在北京读大学,学习成绩很好的,我偶尔听她读课文,对俄语发音也算有点模糊印象。柳德米拉同志的口音,和我妹妹读的,还有我们厂里苏联专家说的,确实不太一样。”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万幸李天佑曾经的战斗经历、立功记录和烈士遗孤的根正苗红的家庭背景为这个解释的可信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第二,”赵向荣不动声色的继续询问,“你说你去保卫科是想反映情况,为什么又要强调是‘关振国介绍’?这听起来更像是去拉关系,而不是正常反映问题。”

    李天佑心里暗赞对方的老辣。“赵同志,不瞒您说,我确实有点私心。一来,直接跑进去说怀疑一个苏联专家,我怕没人信,甚至惹麻烦。有关振国这层关系,王建军同志可能更愿意听我说完。二来......我也存了点打听消息的心思,想从王建军同志那里,侧面了解宋清波在学校里的真实风评。”

    赵向荣不置可否,继续问:“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既然产生了这么严重的怀疑,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比如昨天下午离开学校后,就通过正式渠道报告?比如向我们公安机关,或者你所在单位的保卫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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