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7章 凉
凉这东西，原是不挑时节的。『不可错过的好书：闭月文学网』′咸-鱼_看`书* *无`错\内′容′春夜里枕着窗缝漏进来的风，夏午后树影里筛下的光，秋阶前打湿裙角的露，冬檐下凝着的冰棱子，都裹着一股子清冽劲儿，悄悄钻进人的骨头缝里。它不是寒冬腊月冻得人缩脖子的冷，是带着点怅惘、几分温柔的清寂，像老唱片里漏出来的调子，低低的，缠缠的，让人想起些说不明道不明的往事，心里酸酸软软，又空落落的。
民国二十六年的春，我住在城南的老巷里。巷子不宽，两旁是青砖灰瓦的老房子，墙头上爬着些拉拉藤，巷口那棵老槐树，得两个人合抱才能围住，枝桠伸得老长，把大半个巷子都罩在树荫里。
入春不久，槐花开了，一串串白生生的，挂在枝头，风一吹，簌簌地落，铺得巷子里满地都是。清晨出门，鞋底踩着落花，软乎乎的，带着点湿凉的露水气。卖豆浆的老张推着小车从巷口进来，车轱辘压过石板路，吱呀吱呀地响，吆喝声混着槐花的香，在巷子里飘来飘去。我总爱买一碗热豆浆，坐在槐树下的石阶上喝，豆浆的热气熏得脸发烫，可风一吹，槐花香里裹着的凉，又把热气驱散了，舒服得让人眯起眼睛。
那时巷子里住着个姓沈的先生，是个教书先生，戴一副圆框眼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竹布长衫，总爱坐在自家门口的藤椅上看书。他看书的时候很专注，眉头微微皱着，手指轻轻捻着书页，连花落肩头都不知道。我常看见他在槐树下踱步，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背诗，又像是在想心事。有一回我问他，沈先生，你在念什么呀？他转过头，笑了笑，说，念几句旧词，“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你看这槐花，多像梨花呀。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槐花白茫茫一片，果然像刚落过一场雪，凉丝丝的意境，倒真应了“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调子。
沈先生有个女儿，叫阿梅，比我大两岁，梳着两条麻花辫，眼睛大大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总爱跟在沈先生身后，要么帮他磨墨，要么听他讲书。有一回我去找阿梅玩，看见她坐在槐树下，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在剪槐花。我问她，阿梅姐，你剪槐花做什么呀？她抬起头，脸上带着点愁容，说，我爹病了，想吃槐花糕。我看着她纤细的手指，被槐树枝划了一道小小的口子，渗着点血丝，心里忽然有点凉。后来沈先生的病越来越重，阿梅就不怎么出来了，每天在家熬药、做饭，巷子里再也听不到她清脆的笑声。
槐花谢的时候，沈先生走了。那天巷子里静悄悄的，连卖豆浆的老张都没吆喝，风一吹，落了满地的槐花瓣，像是在送沈先生。阿梅穿着一身素衣，站在巷口，眼泪汪汪的，手里还攥着一朵没来得及剪的槐花。我走过去，递给她一块手帕，她接过手帕，说了声谢谢，声音哽咽着。风裹着槐花的凉，吹在脸上，凉得人心里发疼。没过多久，阿梅就跟着她远房的亲戚走了，听说去了北平。她走的那天，我去送她，她把那朵干了的槐花送给我，说，留个纪念吧。我攥着那朵槐花，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心里空落落的，像被风掏空了一样。
后来我离开了老巷，去了上海。上海的街很宽，楼很高，车水马龙，热闹得很，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偶尔在街头看到卖槐花糕的，买一块尝尝，却总觉得没有老巷里的香，也没有那种凉丝丝的意境。我常常想起那棵老槐树，想起沈先生，想起阿梅，想起那些坐在槐树下喝豆浆的清晨，想起槐花落在肩头的凉。那种凉，是旧时光里的清寂，是故人离去后的怅惘，像一根细细的针，轻轻刺着心，不疼，却让人忘不了。
民国三十年的夏，我在上海的一家报社做记者。那年夏天特别热，太阳像个大火球，烤得柏油马路都快化了。报社的办公室里没有风扇，只有一把破蒲扇，扇来扇去都是热风，让人坐立不安。主编让我去镇江采访一位爱国将领，我欣然应允，一来是想躲开上海的酷暑，二来是听说镇江的长江边很凉快，想趁机散散心。
坐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清晨到了镇江。出了火车站，雇了一辆黄包车，直奔长江边。长江的水浩浩荡荡，江面宽阔，江风一吹，带着水汽，凉丝丝的，瞬间驱散了旅途的疲惫。江边停着许多渔船，渔民们忙着收网、晒鱼干，吆喝声、渔网的哗啦声、江水的拍打声，交织在一起，很是热闹。我找了一家临江的小客栈住下，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长江，推开窗户，江风扑面而来，凉得人心里舒爽。
采访很顺利，那位将领很健谈，跟我讲了许多抗敌的故事，听得我热血沸腾。采访结束后，我总爱坐在江边的石阶上，看着江面上的船来船往。江面上的船很多，有大轮船，有小渔船，还有载着货物的漕船，它们在江面上穿梭，像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夕阳西下的时候，江面被染成了金黄色，船影倒映在水里，随着波浪轻轻晃动，很是好看。江风一吹，带着点淡淡的鱼腥味，还有点凉，让人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心里生出几分苍凉。
有一天，我在江边遇到了一个姑娘，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旗袍，梳着发髻，手里拿着一个速写本，正在画江景。她画得很认真，眉头微微蹙着，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我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儿，她察觉到了，转过头，对我笑了笑。我问她，姑娘，你也喜欢这里的江景吗？她点了点头，说，是啊，这里的江风很凉，很舒服，而且风景也好看。我们聊了起来，我知道了她叫苏婉，是苏州人，在上海的一所美术学校读书，暑假来镇江写生。
苏婉是个很文静的姑娘，说话轻声细语，带着点苏州口音，很好听。我们常常一起在江边散步，她给我讲苏州的园林，讲她学校里的趣事，我给她讲上海的繁华，讲我采访过的人和事。江风总是很凉，吹起她旗袍的下摆，也吹乱了我的头发。我们坐在江边的石阶上，看着夕阳西下，看着船影渐远，心里有说不完的话。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和苏婉在一起，喜欢听她说话，喜欢看她画画，喜欢和她一起感受江风的凉。
可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暑假快结束了，苏婉要回上海了。她走的那天，我去江边送她。江面上停着一艘去上海的轮船，汽笛声响了起来，很是刺耳。苏婉站在船舷边，对我挥了挥手，说，再见了，以后有空来苏州找我玩。我也挥了挥手，说，好，你一路保重。轮船慢慢驶离了码头，苏婉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江面上。江风依旧很凉，吹在脸上，凉得人心里发疼。我站在江边，看着轮船消失的方向，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江水掏空了一样。
回到上海后，我常常想起苏婉，想起镇江的长江，想起江风的凉。我给她写过几封信，可都没有收到回信。后来我听说，她去了重庆，因为战乱，再也没有回来。我常常在上海的黄浦江畔散步，黄浦江的水也很宽，江风也很凉，可我总觉得没有镇江的长江那么有味道，也没有那种让人怅惘的凉。那种凉，是离别后的思念，是乱世中的无奈，像一杯淡淡的清茶，初尝是凉，回味却是苦。
民国三十四年的秋，抗战胜利了，上海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可我却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报社的工作很忙，每天要采访、写稿，忙得不可开交，可一停下来，就觉得心里发凉。我搬到了一个新的住处，是一间阁楼，窗户很大，能看到外面的街道。阁楼里没有暖气，秋天一到，就觉得格外凉。
我在阁楼里摆了一张书桌，放了一盏煤油灯，每天晚上都在灯下写稿。煤油灯的光昏黄昏黄的，照在纸上，也照在我的脸上。窗外的风一吹，灯芯轻轻晃动，影子也跟着晃动，显得很是孤寂。有一回，我写稿到深夜，觉得很困，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我好像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墨香，睁开眼睛，看见书桌前站着一个人，是沈先生。他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竹布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支毛笔，正在我的稿纸上写字。我惊喜地说，沈先生，你怎么来了？他转过头，笑了笑，说，我来看看你，你长大了，也成了一名记者，很好。我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他写完字，放下毛笔，说，我该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说完，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灯光里。我急得大喊，沈先生，你别走！可他还是不见了。我惊醒过来，发现自己趴在桌子上，眼泪已经打湿了稿纸。桌上的煤油灯还亮着，墨水瓶里的墨香依旧，可沈先生却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苏州的信，是苏婉的表姐写来的。信上说，苏婉在重庆牺牲了，她是一名护士，在一次轰炸中，为了救伤员，不幸中弹身亡。信里还附了一张苏婉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护士服，笑容依旧灿烂，眼睛里却多了几分坚毅。我拿着照片，心里凉得像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想起了镇江的长江，想起了江风的凉，想起了我们一起在江边散步的时光，想起了她轻声细语的苏州口音。那些美好的回忆，如今都变成了锋利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我的心。
我把苏婉的照片放在书桌前，每天晚上写稿的时候，都能看到她。煤油灯的光照在照片上，她的笑容依旧，可我却再也看不到她的人了。窗外的风越来越凉，吹得窗户呜呜作响，像在哭泣。我常常在灯下想起沈先生，想起阿梅，想起苏婉，想起那些逝去的人和事。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虽然离我很远，可他们的光芒，却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路。
有一回，我在旧货市场淘到了一本旧书，是沈先生当年常看的《宋词选》。书的封面已经泛黄，书页也有些破损，可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我翻开书，看到里面有沈先生写的批注，字迹工整，带着点淡淡的墨香。我仿佛又看到了沈先生坐在槐树下看书的样子，看到了他眉头微蹙的神情。书里夹着一朵干了的槐花，和当年阿梅送给我的那朵很像。我拿着那朵槐花，心里凉丝丝的，却又带着点温软。
民国三十八年的冬，我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老家。老家还是老样子，青瓦白墙，小桥流水，比上海安静多了。我在老家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槐树，像城南老巷里的那棵一样。冬天的院子里很冷，槐树枝桠光秃秃的，挂着些冰凌子，凉得人不敢靠近。
我在老家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和沈先生一样，
民国二十六年的春，我住在城南的老巷里。巷子不宽，两旁是青砖灰瓦的老房子，墙头上爬着些拉拉藤，巷口那棵老槐树，得两个人合抱才能围住，枝桠伸得老长，把大半个巷子都罩在树荫里。
入春不久，槐花开了，一串串白生生的，挂在枝头，风一吹，簌簌地落，铺得巷子里满地都是。清晨出门，鞋底踩着落花，软乎乎的，带着点湿凉的露水气。卖豆浆的老张推着小车从巷口进来，车轱辘压过石板路，吱呀吱呀地响，吆喝声混着槐花的香，在巷子里飘来飘去。我总爱买一碗热豆浆，坐在槐树下的石阶上喝，豆浆的热气熏得脸发烫，可风一吹，槐花香里裹着的凉，又把热气驱散了，舒服得让人眯起眼睛。
那时巷子里住着个姓沈的先生，是个教书先生，戴一副圆框眼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竹布长衫，总爱坐在自家门口的藤椅上看书。他看书的时候很专注，眉头微微皱着，手指轻轻捻着书页，连花落肩头都不知道。我常看见他在槐树下踱步，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背诗，又像是在想心事。有一回我问他，沈先生，你在念什么呀？他转过头，笑了笑，说，念几句旧词，“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你看这槐花，多像梨花呀。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槐花白茫茫一片，果然像刚落过一场雪，凉丝丝的意境，倒真应了“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调子。
沈先生有个女儿，叫阿梅，比我大两岁，梳着两条麻花辫，眼睛大大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总爱跟在沈先生身后，要么帮他磨墨，要么听他讲书。有一回我去找阿梅玩，看见她坐在槐树下，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在剪槐花。我问她，阿梅姐，你剪槐花做什么呀？她抬起头，脸上带着点愁容，说，我爹病了，想吃槐花糕。我看着她纤细的手指，被槐树枝划了一道小小的口子，渗着点血丝，心里忽然有点凉。后来沈先生的病越来越重，阿梅就不怎么出来了，每天在家熬药、做饭，巷子里再也听不到她清脆的笑声。
槐花谢的时候，沈先生走了。那天巷子里静悄悄的，连卖豆浆的老张都没吆喝，风一吹，落了满地的槐花瓣，像是在送沈先生。阿梅穿着一身素衣，站在巷口，眼泪汪汪的，手里还攥着一朵没来得及剪的槐花。我走过去，递给她一块手帕，她接过手帕，说了声谢谢，声音哽咽着。风裹着槐花的凉，吹在脸上，凉得人心里发疼。没过多久，阿梅就跟着她远房的亲戚走了，听说去了北平。她走的那天，我去送她，她把那朵干了的槐花送给我，说，留个纪念吧。我攥着那朵槐花，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心里空落落的，像被风掏空了一样。
后来我离开了老巷，去了上海。上海的街很宽，楼很高，车水马龙，热闹得很，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偶尔在街头看到卖槐花糕的，买一块尝尝，却总觉得没有老巷里的香，也没有那种凉丝丝的意境。我常常想起那棵老槐树，想起沈先生，想起阿梅，想起那些坐在槐树下喝豆浆的清晨，想起槐花落在肩头的凉。那种凉，是旧时光里的清寂，是故人离去后的怅惘，像一根细细的针，轻轻刺着心，不疼，却让人忘不了。
民国三十年的夏，我在上海的一家报社做记者。那年夏天特别热，太阳像个大火球，烤得柏油马路都快化了。报社的办公室里没有风扇，只有一把破蒲扇，扇来扇去都是热风，让人坐立不安。主编让我去镇江采访一位爱国将领，我欣然应允，一来是想躲开上海的酷暑，二来是听说镇江的长江边很凉快，想趁机散散心。
坐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清晨到了镇江。出了火车站，雇了一辆黄包车，直奔长江边。长江的水浩浩荡荡，江面宽阔，江风一吹，带着水汽，凉丝丝的，瞬间驱散了旅途的疲惫。江边停着许多渔船，渔民们忙着收网、晒鱼干，吆喝声、渔网的哗啦声、江水的拍打声，交织在一起，很是热闹。我找了一家临江的小客栈住下，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长江，推开窗户，江风扑面而来，凉得人心里舒爽。
采访很顺利，那位将领很健谈，跟我讲了许多抗敌的故事，听得我热血沸腾。采访结束后，我总爱坐在江边的石阶上，看着江面上的船来船往。江面上的船很多，有大轮船，有小渔船，还有载着货物的漕船，它们在江面上穿梭，像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夕阳西下的时候，江面被染成了金黄色，船影倒映在水里，随着波浪轻轻晃动，很是好看。江风一吹，带着点淡淡的鱼腥味，还有点凉，让人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心里生出几分苍凉。
有一天，我在江边遇到了一个姑娘，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旗袍，梳着发髻，手里拿着一个速写本，正在画江景。她画得很认真，眉头微微蹙着，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我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儿，她察觉到了，转过头，对我笑了笑。我问她，姑娘，你也喜欢这里的江景吗？她点了点头，说，是啊，这里的江风很凉，很舒服，而且风景也好看。我们聊了起来，我知道了她叫苏婉，是苏州人，在上海的一所美术学校读书，暑假来镇江写生。
苏婉是个很文静的姑娘，说话轻声细语，带着点苏州口音，很好听。我们常常一起在江边散步，她给我讲苏州的园林，讲她学校里的趣事，我给她讲上海的繁华，讲我采访过的人和事。江风总是很凉，吹起她旗袍的下摆，也吹乱了我的头发。我们坐在江边的石阶上，看着夕阳西下，看着船影渐远，心里有说不完的话。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和苏婉在一起，喜欢听她说话，喜欢看她画画，喜欢和她一起感受江风的凉。
可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暑假快结束了，苏婉要回上海了。她走的那天，我去江边送她。江面上停着一艘去上海的轮船，汽笛声响了起来，很是刺耳。苏婉站在船舷边，对我挥了挥手，说，再见了，以后有空来苏州找我玩。我也挥了挥手，说，好，你一路保重。轮船慢慢驶离了码头，苏婉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江面上。江风依旧很凉，吹在脸上，凉得人心里发疼。我站在江边，看着轮船消失的方向，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江水掏空了一样。
回到上海后，我常常想起苏婉，想起镇江的长江，想起江风的凉。我给她写过几封信，可都没有收到回信。后来我听说，她去了重庆，因为战乱，再也没有回来。我常常在上海的黄浦江畔散步，黄浦江的水也很宽，江风也很凉，可我总觉得没有镇江的长江那么有味道，也没有那种让人怅惘的凉。那种凉，是离别后的思念，是乱世中的无奈，像一杯淡淡的清茶，初尝是凉，回味却是苦。
民国三十四年的秋，抗战胜利了，上海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可我却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报社的工作很忙，每天要采访、写稿，忙得不可开交，可一停下来，就觉得心里发凉。我搬到了一个新的住处，是一间阁楼，窗户很大，能看到外面的街道。阁楼里没有暖气，秋天一到，就觉得格外凉。
我在阁楼里摆了一张书桌，放了一盏煤油灯，每天晚上都在灯下写稿。煤油灯的光昏黄昏黄的，照在纸上，也照在我的脸上。窗外的风一吹，灯芯轻轻晃动，影子也跟着晃动，显得很是孤寂。有一回，我写稿到深夜，觉得很困，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我好像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墨香，睁开眼睛，看见书桌前站着一个人，是沈先生。他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竹布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支毛笔，正在我的稿纸上写字。我惊喜地说，沈先生，你怎么来了？他转过头，笑了笑，说，我来看看你，你长大了，也成了一名记者，很好。我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他写完字，放下毛笔，说，我该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说完，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灯光里。我急得大喊，沈先生，你别走！可他还是不见了。我惊醒过来，发现自己趴在桌子上，眼泪已经打湿了稿纸。桌上的煤油灯还亮着，墨水瓶里的墨香依旧，可沈先生却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苏州的信，是苏婉的表姐写来的。信上说，苏婉在重庆牺牲了，她是一名护士，在一次轰炸中，为了救伤员，不幸中弹身亡。信里还附了一张苏婉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护士服，笑容依旧灿烂，眼睛里却多了几分坚毅。我拿着照片，心里凉得像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想起了镇江的长江，想起了江风的凉，想起了我们一起在江边散步的时光，想起了她轻声细语的苏州口音。那些美好的回忆，如今都变成了锋利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我的心。
我把苏婉的照片放在书桌前，每天晚上写稿的时候，都能看到她。煤油灯的光照在照片上，她的笑容依旧，可我却再也看不到她的人了。窗外的风越来越凉，吹得窗户呜呜作响，像在哭泣。我常常在灯下想起沈先生，想起阿梅，想起苏婉，想起那些逝去的人和事。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虽然离我很远，可他们的光芒，却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路。
有一回，我在旧货市场淘到了一本旧书，是沈先生当年常看的《宋词选》。书的封面已经泛黄，书页也有些破损，可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我翻开书，看到里面有沈先生写的批注，字迹工整，带着点淡淡的墨香。我仿佛又看到了沈先生坐在槐树下看书的样子，看到了他眉头微蹙的神情。书里夹着一朵干了的槐花，和当年阿梅送给我的那朵很像。我拿着那朵槐花，心里凉丝丝的，却又带着点温软。
民国三十八年的冬，我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老家。老家还是老样子，青瓦白墙，小桥流水，比上海安静多了。我在老家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槐树，像城南老巷里的那棵一样。冬天的院子里很冷，槐树枝桠光秃秃的，挂着些冰凌子，凉得人不敢靠近。
我在老家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和沈先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