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着一串串蓝紫色小花的草本，揉碎后有一种类似薰衣草的宁静香气，我暂且记录下来，准备日后观察其效用；一种结着红色浆果的矮小灌木，浆果尝之极酸，但回味甘凉，或许有生津止渴之效？每一次发现，都让我感到欣喜，并详细记录其形态、地点、气味味道，为未来的《拾遗》增添新的素材。
一个月后，当最后一块墙皮被抹平，最后一扇窗户被安装妥当，最后一批建筑垃圾被清理运走，我们的“翠微山居”终于焕然一新，初具雏形。
青石垒砌的院墙被修补完整，虽不整齐划一，却有一种古朴的野趣。新换的厚重木门紧闭着，将山居的宁静守护在内。走进院门，眼前是一个干净整洁的青石小院。/3\8′看′书·网′ /更~新*最*快,几间修葺一新的屋舍白墙灰瓦（瓦是李莲花后来特意去山下窑厂定制的青瓦），掩映在摇曳的翠竹与苍松之间，显得简朴而雅致。院中那口古井旁，我移栽的几丛薄荷和鱼腥草已经成活，绿意盎然，散发着清爽的气息。屋后，那片荒地已被开垦成整齐的几畦，一畦撒上了金银花、菊花、薄荷的种子，一畦种上了易活的青菜和萝卜，边缘还用竹枝编成了矮篱笆。院子一侧，李莲花和工匠们用剩下的木料和茅草，搭起了一个宽敞的凉棚，下面摆放着简陋但结实的石桌石凳，这里将成为我们日后处理药材、休息、甚至临时诊病的场所。而我们的忠实伙伴莲花楼，则静静地停放在院子另一侧的平整树荫下，车身光洁，仿佛随时准备着，但又安然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安定。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可以称之为“家”的、稳固而安宁的固定居所。这里不再是我们匆匆路过的驿站，而是我们将要在此思考、创作、生活、并与这片山水草木共同呼吸的根基之地。
安顿下来的第一件要事，便是将我们从南境、东海、乃至更早的游历中积累的所有资料、笔记、标本，分门别类，妥善安置，为接下来的着书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书房——那间被打通后变得格外宽敞明亮的正屋——成了我们工作的核心。李莲花亲手设计和请木匠打造了几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靠墙而立，用的都是山中老杉木，散发着淡淡的木材香气。书架上，按照我们初步拟定的框架，整齐地码放着《南境瘴疠医药见闻录》的完整手稿、配套的数十幅草药精细图谱、沿途记录的各种疑难病例笔记、收集到的一些地方志和民俗资料残卷，以及那几十个装着珍贵标本的扁木匣。每个木匣都贴上了详细的标签，便于检索。窗前，则安置了一张异常宽大的书案，是用一整块厚实的柏木板打磨而成，光滑如镜，上面摆放着文房四宝、大小不一的毛笔、各种颜色的颜料（用于绘图）、镇纸、笔架，还有李莲花特意为我找来的一块表面极为光滑平整的黑色石板，可以用来临时摊开大型的图纸草图，或者晾干刚绘制完的、墨迹未干的图谱。
至此，我们生活的重心，彻底从“在路上”的跋涉与探索，转向了“在案头”的静心思考与系统着述。
然而，着述绝非简单的资料堆砌或照抄笔记。它是一项需要极强逻辑性、系统性、创造性和严谨态度的艰巨工程。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琅琊本草拾遗》（我们最终确定了这个书名，意在拾取主流本草遗漏或未详的、带有地域特色的医药知识）的整体框架和编写体例。
传统的本草着作，多以药物的自然属性（草、木、果、菜、虫、鱼等）或功效（解表、清热、补益等）为分类依据。但我们经过反复商讨，觉得若遵循此法，我们这些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发现，很容易被淹没在传统的药物海洋中，失去其独特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我们游历的最大特点，是‘地域性’。”李莲花在书案前摊开一张大白纸，用炭笔勾勒着思路，“我们看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气候物候、不同生活习俗下，所产生的不同疾病，以及当地百姓应对这些疾病时所发现和使用的独特药材与方法。这些，是活的、扎根于泥土的医药知识。我们的书，应该反映这一点。”
我深以为然：“那就以我们游历的区域为‘纲’。比如，第一卷可设为‘总论及江淮篇’，记述我们初来此界在江左、金陵一带的见闻，包括对火寒毒等重症的诊治思考（当然，需隐去关键信息）；第二卷为‘琅琊群山篇’，记录山中疫病、‘透骨清’等；第三卷，便是最重要的‘南境瘴疠篇’；第四卷，‘东海之滨篇’；第五卷，或许可以叫‘翠微拾遗及医理杂谈篇’，收录我们在此地的新发现，以及一些零散的病例心得、对医理的思考等。”
“在每个区域之下，”李莲花接着补充，炭笔在纸上快速写着，“再设子目。比如在‘南境瘴疠篇’下，可分‘地理气候总述’、‘常见瘴疠疾病各论’（如水蛊、虫毒、木薯中毒等，每病详述其因、证、治、防）、‘南境特色草药图鉴’（每种草药配图详述）、以及‘卫生改善与疾病预防实务’等章节。这样，读者不仅能知道某种病怎么治、某种药怎么用，更能理解为什么在这里会得这种病，为什么用这种药，以及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得病的机会。这才是‘拾遗’的真意——拾取被忽视的‘环境-疾病-医药’的整体链条。”
框架定下，仿佛为浩如烟海的资料和思绪，树立起了清晰的主干和脉络。接下来，便是漫长而细致的资料整理、消化、提炼和文字撰写工作。
白天，书房里常常是这样的景象：我们各据书案一端，分工合作，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却又保持着一种默契的联通。
我面前堆放着相关的笔记、标本木匣，以及一叠叠空白稿纸。我负责医药专业内容的撰写和初步核对。工作流程通常是：先选定一种要编写的草药或一个要论述的疾病，然后对照实物标本，反复观察其形态细节；翻阅所有相关的原始笔记，回顾发现时的情景、当地人的说法、我们初步的尝试和观察结果；查阅可能相关的古籍记载（我们携带的和沿途收集的），进行比对；梳理相关的治疗病例（如果有），分析其用药思路和疗效。在此基础上，我才开始动笔，力求用准确、清晰、平实的语言，描述该药物的各项信息，或分析该疾病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名称、每一句性味归经、每一个用量、每一处禁忌，都需反复推敲，力求有据可依，准确无误。遇到与通行记载或常识有出入的地方，则需特别注明，并简要说明我们判断的依据。
而书案的另一端，李莲花则沉浸在他的绘图世界和文字润色工作中。他面前铺着特制的、质地细腻的宣纸，旁边是大小不一的毛笔和各种矿物、植物颜料。他根据我提供的草药标本（或详细的形态描述，如果标本不便于随时取用），以及他沿途绘制的无数草图，开始绘制正式的草药图谱。他的画风写实而精准，又兼顾一定的艺术美感。不仅能清晰地表现出根、茎、叶、花、果、种子的形态特征、比例、纹理，甚至能通过墨色的浓淡干湿，传达出植物的质感与神韵。每一幅图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往往需要数日乃至更久才能完成。同时，他也将我写好的、往往还带着思考痕迹和修改标记的初稿，拿过去进行梳理和润色。他文笔洗练，逻辑清晰，擅长将专业性较强的描述，转化为更流畅易懂的文字，并调整段落结构，使其条理更分明。我们常常会就某个段落的表述、某个术语的选用，进行低声而深入的讨论。
“这里写‘清热解毒’，但根据我们看到的病例，此药在退高热的同时，似乎对伴发的神昏谵语也有改善，是否加上‘清心开窍’更贴切？”
“这幅图中，叶片的锯齿形状，我总觉得与实物略有偏差，你再看一下标本？”
“这个用量，‘二钱至四钱’，我们遇到的体质虚弱的南境老人，用二钱已有明显效果，是否注明‘体虚者宜从最小剂量始’？”
“关于‘水蛊’的预防，只写‘勿食生水’不够，是否将我们教村民的简易滤水、沉淀、煮沸的方法，用更简明的步骤描述出来？”
争论是常有的，有时甚至会为了一个词的取舍、一个剂量的范围、一幅图的某个细节，讨论上大半日。但我们心里都清楚，也彼此信任：所有的争论，都是为了最终的准确与完善。着述之事，尤其是医药着述，关乎后世可能以此为参考的医者与患者的性命健康，容不得半点含糊、轻率或虚荣。每一个字，每一笔线条，都必须是深思熟虑、反复验证后的结果，都必须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我们自己良知的拷问。
除了伏案疾书、挥毫泼墨，我们也并未将自己完全禁锢在这方寸书斋之中。每隔十天半月，李莲花会驾着轻装简从的莲花楼下山一趟。一是去山下的柳树沟或更远的集镇，采买些必需的米粮、油盐、纸张、墨锭等生活与着述物资；二是顺便打听一下山外的消息，看看是否有新的疫情流行，或者听到了什么值得关注的、与医药相关的奇闻异事，为我们闭塞的山居生活带来些新鲜的信息流。
而我，则在天气晴好、着述感到疲乏或思路阻滞时，会带上我的药锄、标本夹、炭笔和笔记本，独自深入翠微山的更幽深之处。这既是放松身心，也是持续我的“拾遗”工作。山中的草木随着季节流转而呈现不同的面貌，春花夏叶，秋实冬枯，我需要持续观察记录。有时，我也会遇到上山砍柴、采菇、或狩猎的柳树沟村民。他们起初有些好奇和拘谨，但得知我便是山上那位定居的女大夫后，便渐渐熟络起来。偶尔，他们会带着些在山里劳作时受的小伤（如割伤、扭伤），或者家里孩子老人的一些小病痛（如咳嗽、积食），顺路到山居来求治。我从不推辞，就在院中凉棚下的石桌旁，为他们诊看，或施以简单的针灸，或赠送一些对症的草药，分文不取，只当是结个善缘，也了解一下这翠微山脚下百姓最真实、最朴素的健康需求和用药认知水平。
这些看似琐碎、与宏大的着书事业无关的日常接触，其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着述。与村民的交谈，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深奥的医理并非必需，他们更需要的是简单、有效、易得、安全的防病治病方法。因此，在撰写书中“常见病防治”和“简易方剂”部分时，我会更加注重其实用性、可操作性和语言的通俗性。而持续的山中探索，不仅让《拾遗》计
一个月后，当最后一块墙皮被抹平，最后一扇窗户被安装妥当，最后一批建筑垃圾被清理运走，我们的“翠微山居”终于焕然一新，初具雏形。
青石垒砌的院墙被修补完整，虽不整齐划一，却有一种古朴的野趣。新换的厚重木门紧闭着，将山居的宁静守护在内。走进院门，眼前是一个干净整洁的青石小院。/3\8′看′书·网′ /更~新*最*快,几间修葺一新的屋舍白墙灰瓦（瓦是李莲花后来特意去山下窑厂定制的青瓦），掩映在摇曳的翠竹与苍松之间，显得简朴而雅致。院中那口古井旁，我移栽的几丛薄荷和鱼腥草已经成活，绿意盎然，散发着清爽的气息。屋后，那片荒地已被开垦成整齐的几畦，一畦撒上了金银花、菊花、薄荷的种子，一畦种上了易活的青菜和萝卜，边缘还用竹枝编成了矮篱笆。院子一侧，李莲花和工匠们用剩下的木料和茅草，搭起了一个宽敞的凉棚，下面摆放着简陋但结实的石桌石凳，这里将成为我们日后处理药材、休息、甚至临时诊病的场所。而我们的忠实伙伴莲花楼，则静静地停放在院子另一侧的平整树荫下，车身光洁，仿佛随时准备着，但又安然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安定。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可以称之为“家”的、稳固而安宁的固定居所。这里不再是我们匆匆路过的驿站，而是我们将要在此思考、创作、生活、并与这片山水草木共同呼吸的根基之地。
安顿下来的第一件要事，便是将我们从南境、东海、乃至更早的游历中积累的所有资料、笔记、标本，分门别类，妥善安置，为接下来的着书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书房——那间被打通后变得格外宽敞明亮的正屋——成了我们工作的核心。李莲花亲手设计和请木匠打造了几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靠墙而立，用的都是山中老杉木，散发着淡淡的木材香气。书架上，按照我们初步拟定的框架，整齐地码放着《南境瘴疠医药见闻录》的完整手稿、配套的数十幅草药精细图谱、沿途记录的各种疑难病例笔记、收集到的一些地方志和民俗资料残卷，以及那几十个装着珍贵标本的扁木匣。每个木匣都贴上了详细的标签，便于检索。窗前，则安置了一张异常宽大的书案，是用一整块厚实的柏木板打磨而成，光滑如镜，上面摆放着文房四宝、大小不一的毛笔、各种颜色的颜料（用于绘图）、镇纸、笔架，还有李莲花特意为我找来的一块表面极为光滑平整的黑色石板，可以用来临时摊开大型的图纸草图，或者晾干刚绘制完的、墨迹未干的图谱。
至此，我们生活的重心，彻底从“在路上”的跋涉与探索，转向了“在案头”的静心思考与系统着述。
然而，着述绝非简单的资料堆砌或照抄笔记。它是一项需要极强逻辑性、系统性、创造性和严谨态度的艰巨工程。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琅琊本草拾遗》（我们最终确定了这个书名，意在拾取主流本草遗漏或未详的、带有地域特色的医药知识）的整体框架和编写体例。
传统的本草着作，多以药物的自然属性（草、木、果、菜、虫、鱼等）或功效（解表、清热、补益等）为分类依据。但我们经过反复商讨，觉得若遵循此法，我们这些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发现，很容易被淹没在传统的药物海洋中，失去其独特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我们游历的最大特点，是‘地域性’。”李莲花在书案前摊开一张大白纸，用炭笔勾勒着思路，“我们看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气候物候、不同生活习俗下，所产生的不同疾病，以及当地百姓应对这些疾病时所发现和使用的独特药材与方法。这些，是活的、扎根于泥土的医药知识。我们的书，应该反映这一点。”
我深以为然：“那就以我们游历的区域为‘纲’。比如，第一卷可设为‘总论及江淮篇’，记述我们初来此界在江左、金陵一带的见闻，包括对火寒毒等重症的诊治思考（当然，需隐去关键信息）；第二卷为‘琅琊群山篇’，记录山中疫病、‘透骨清’等；第三卷，便是最重要的‘南境瘴疠篇’；第四卷，‘东海之滨篇’；第五卷，或许可以叫‘翠微拾遗及医理杂谈篇’，收录我们在此地的新发现，以及一些零散的病例心得、对医理的思考等。”
“在每个区域之下，”李莲花接着补充，炭笔在纸上快速写着，“再设子目。比如在‘南境瘴疠篇’下，可分‘地理气候总述’、‘常见瘴疠疾病各论’（如水蛊、虫毒、木薯中毒等，每病详述其因、证、治、防）、‘南境特色草药图鉴’（每种草药配图详述）、以及‘卫生改善与疾病预防实务’等章节。这样，读者不仅能知道某种病怎么治、某种药怎么用，更能理解为什么在这里会得这种病，为什么用这种药，以及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得病的机会。这才是‘拾遗’的真意——拾取被忽视的‘环境-疾病-医药’的整体链条。”
框架定下，仿佛为浩如烟海的资料和思绪，树立起了清晰的主干和脉络。接下来，便是漫长而细致的资料整理、消化、提炼和文字撰写工作。
白天，书房里常常是这样的景象：我们各据书案一端，分工合作，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却又保持着一种默契的联通。
我面前堆放着相关的笔记、标本木匣，以及一叠叠空白稿纸。我负责医药专业内容的撰写和初步核对。工作流程通常是：先选定一种要编写的草药或一个要论述的疾病，然后对照实物标本，反复观察其形态细节；翻阅所有相关的原始笔记，回顾发现时的情景、当地人的说法、我们初步的尝试和观察结果；查阅可能相关的古籍记载（我们携带的和沿途收集的），进行比对；梳理相关的治疗病例（如果有），分析其用药思路和疗效。在此基础上，我才开始动笔，力求用准确、清晰、平实的语言，描述该药物的各项信息，或分析该疾病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名称、每一句性味归经、每一个用量、每一处禁忌，都需反复推敲，力求有据可依，准确无误。遇到与通行记载或常识有出入的地方，则需特别注明，并简要说明我们判断的依据。
而书案的另一端，李莲花则沉浸在他的绘图世界和文字润色工作中。他面前铺着特制的、质地细腻的宣纸，旁边是大小不一的毛笔和各种矿物、植物颜料。他根据我提供的草药标本（或详细的形态描述，如果标本不便于随时取用），以及他沿途绘制的无数草图，开始绘制正式的草药图谱。他的画风写实而精准，又兼顾一定的艺术美感。不仅能清晰地表现出根、茎、叶、花、果、种子的形态特征、比例、纹理，甚至能通过墨色的浓淡干湿，传达出植物的质感与神韵。每一幅图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往往需要数日乃至更久才能完成。同时，他也将我写好的、往往还带着思考痕迹和修改标记的初稿，拿过去进行梳理和润色。他文笔洗练，逻辑清晰，擅长将专业性较强的描述，转化为更流畅易懂的文字，并调整段落结构，使其条理更分明。我们常常会就某个段落的表述、某个术语的选用，进行低声而深入的讨论。
“这里写‘清热解毒’，但根据我们看到的病例，此药在退高热的同时，似乎对伴发的神昏谵语也有改善，是否加上‘清心开窍’更贴切？”
“这幅图中，叶片的锯齿形状，我总觉得与实物略有偏差，你再看一下标本？”
“这个用量，‘二钱至四钱’，我们遇到的体质虚弱的南境老人，用二钱已有明显效果，是否注明‘体虚者宜从最小剂量始’？”
“关于‘水蛊’的预防，只写‘勿食生水’不够，是否将我们教村民的简易滤水、沉淀、煮沸的方法，用更简明的步骤描述出来？”
争论是常有的，有时甚至会为了一个词的取舍、一个剂量的范围、一幅图的某个细节，讨论上大半日。但我们心里都清楚，也彼此信任：所有的争论，都是为了最终的准确与完善。着述之事，尤其是医药着述，关乎后世可能以此为参考的医者与患者的性命健康，容不得半点含糊、轻率或虚荣。每一个字，每一笔线条，都必须是深思熟虑、反复验证后的结果，都必须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我们自己良知的拷问。
除了伏案疾书、挥毫泼墨，我们也并未将自己完全禁锢在这方寸书斋之中。每隔十天半月，李莲花会驾着轻装简从的莲花楼下山一趟。一是去山下的柳树沟或更远的集镇，采买些必需的米粮、油盐、纸张、墨锭等生活与着述物资；二是顺便打听一下山外的消息，看看是否有新的疫情流行，或者听到了什么值得关注的、与医药相关的奇闻异事，为我们闭塞的山居生活带来些新鲜的信息流。
而我，则在天气晴好、着述感到疲乏或思路阻滞时，会带上我的药锄、标本夹、炭笔和笔记本，独自深入翠微山的更幽深之处。这既是放松身心，也是持续我的“拾遗”工作。山中的草木随着季节流转而呈现不同的面貌，春花夏叶，秋实冬枯，我需要持续观察记录。有时，我也会遇到上山砍柴、采菇、或狩猎的柳树沟村民。他们起初有些好奇和拘谨，但得知我便是山上那位定居的女大夫后，便渐渐熟络起来。偶尔，他们会带着些在山里劳作时受的小伤（如割伤、扭伤），或者家里孩子老人的一些小病痛（如咳嗽、积食），顺路到山居来求治。我从不推辞，就在院中凉棚下的石桌旁，为他们诊看，或施以简单的针灸，或赠送一些对症的草药，分文不取，只当是结个善缘，也了解一下这翠微山脚下百姓最真实、最朴素的健康需求和用药认知水平。
这些看似琐碎、与宏大的着书事业无关的日常接触，其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着述。与村民的交谈，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深奥的医理并非必需，他们更需要的是简单、有效、易得、安全的防病治病方法。因此，在撰写书中“常见病防治”和“简易方剂”部分时，我会更加注重其实用性、可操作性和语言的通俗性。而持续的山中探索，不仅让《拾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