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桂英的两个双胞胎弟弟出生后，要起名字，她父亲的想法家里男孩按照“虎、豹、豺、狼”给孩子依次起名，桂英说：
“爸，哪有这么给孩子起这种名的，听起来太凶了吧。”
“凶点好，免得受欺负。咱中国都让人欺负多少年了，”她父亲说。
“再受欺负也不能起这种名，长大后，别人叫他们，叫樊虎、樊豹、樊豺、樊狼，这一大家子成什么了。除了樊虎还像个名字，其他都是豺、狼，我怕镇不住，”桂英说道。
“那你说叫什么好。”
“我看新中国刚成立，就按建党、建国、建军、建民来排，您看可好。”
“樊建党、樊建国、樊建军和樊建民，听起来不错。新中国，新气象，起的名字也符合时代，起的不错，就叫这个了，”她的父亲满意地说。
樊桂英给已生的双胞胎弟弟起名字，以及给未来未出生的弟弟起名字的时候，她其实自己还是个按现在年纪应该上幼儿园的小女孩。就这样，幼儿园年纪的桂英，跟她的父亲，没有请人看生辰八字，没有请人算五行，没有翻词典，没有请教书先生，把自己弟弟的名字定下来了。后来看来，起的名字还不错，几个弟弟挺感谢她的，没有叫虎、豹、豺、狼。她也在无形之中，成了打破封建迷信的先驱。
樊建党和樊建国是双胞胎，平常由于父亲在外地铁路施工建设，母亲在工地挣工分，留下樊桂英照顾他哥俩。樊桂英是女孩子，又是大姐，把自己尽可能吃的留给弟弟吃。但即便如此，两只小老虎还是一直吃不饱。有一次樊桂英带着弟弟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平常活泼的两个弟弟窝在墙脚，耷拉着脑袋，以为生病了，就问他俩：
“咋了，你俩，不舒服吗？”
“姐，饿，没力气，”建国说。
建党和建国还小，没有学全说话，说不成完整的句子，说话都是往外蹦的。
“你俩再忍忍，妈妈等会就回来了，家里也没有余粮了，别动了，省着点力。”
就这样，姐弟仨靠着不动，节省力气来抗饿，等着妈妈回来。桂英母亲回来也没带啥好吃的，就是两块红薯，还要仅着两个弟弟吃。后来樊桂英长大了，到工地上干活，还是天天吃薯，所以到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晚辈们鱼肉吃腻了，想吃粗粮，吃到烤红薯、煮红薯、红薯干、炸红薯丸，觉得真是人间美味，但樊桂英一看到红薯就打嗝，反胃，就是当时吃多了红薯留下的阴影。如果她母亲带回来粮食，煮成稀饭，她就把稠的盛给弟弟吃，自己把盛完粮食剩下的稀汤喝了，算是吃过饭了。后来又增加了弟妹，她依然是这样吃法，稠的尽量给弟妹吃，自己喝稀的，只要有进食饿不死就行，就是靠着节省自己口里的粮食，她把自己的弟妹养大成人，没有落下一个。晚辈们听她的父亲讲过，说那时没有节育措施，生的孩子多，粮食不够吃，养不起，村里的人有的就把孩子扔到后面的沟里，说是狗吃的眼都是红的。
但就算如此，两个双胞胎弟弟还是营养不良，体质跟不上。那个时候，医疗条件比较差，没有防疫针可打。有一天，建国又窝在墙角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樊桂英以为他又饿了，就没理他。等到母亲回来了，饭做好了，叫：
“建国，吃饭了。”
建国还是一动不动。樊桂英就很生气地走过去，一边走一边说：
“饭都做好了，你还不过来吃，想干啥”。
樊桂英走到跟前拉建国起来，一碰，发现建国身子发烫，赶紧跑回来跟母亲说：
“妈，建国发烧了，您快去看看吧。”
她母亲跑过去，一摸，确实发烧，把孩子抱起来，说：
“我带着老儿去诊所看看，你和老大先吃饭吧。”
她母亲就抱着建国去诊所了，她和建党就吃过饭待在家里等母亲回来。晚上十点，她母亲抱着建国回来了，建国在怀里睡着了，晚饭也没吃。
“妈，咋样？”
“不碍事，给输了液，后半夜烧退了就好了。”
第二天，建国的烧还是没退，接下来三天，烧还是没退。桂英和她母亲急的不行，医生也是急的不行，按道理烧应该退的，医生说县里的医疗条件不行，建议到就近的新乡市医院看看。她的母亲就把桂英和建党留在家里，抱上建国去新乡看病了。过几天回来了，她的母亲告诉桂英，建国得的是小儿麻痹，烧退下来了。回来的第二天，桂英牵着建国的手迈过门槛到外面院子里，建国以前能迈过去的现在怎么也迈不过，到了院子里走路也是一高一低，就赶紧跑回屋里：
“妈，你快看看，建国怎么了，走路走不好了。”
她母亲赶紧跑到院里，告诉建国：
“你走个路给妈看看。”
建国就一高一低的走几步，她母亲盯着眼泪下来了，心里想着：“不会是瘸了吧！”
此后，樊桂英母亲抱着建国开始了治腿之旅。先是在本县，找本地的医院，也找了本地的中医，寻访本地的偏方，都无效果。接着踏上了去新乡、郑州大城市医院的治疗，也无效果。因为治疗需要钱，最后她的母亲抱着建国来到她父亲工作的铁路段，在那里一边待着，一边治疗。前前后后折腾了三年，建国的腿还是没见好转，走路时一高一低的，再者孩子也长大了，如果小的时候是这毛病还有希望治好，现在孩子渐渐长大了，腿也定型了，走路也会走了，还是不见好，那就是没希望了。在问遍了医生，医生也渐渐地告诉她的母亲，这是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建国的腿没有希望好的时候，她的母亲也就放弃治疗了，带着孩子回到了朝歌。
她的母亲带着建国在外治疗腿的期间，因为一直在抱
“爸，哪有这么给孩子起这种名的，听起来太凶了吧。”
“凶点好，免得受欺负。咱中国都让人欺负多少年了，”她父亲说。
“再受欺负也不能起这种名，长大后，别人叫他们，叫樊虎、樊豹、樊豺、樊狼，这一大家子成什么了。除了樊虎还像个名字，其他都是豺、狼，我怕镇不住，”桂英说道。
“那你说叫什么好。”
“我看新中国刚成立，就按建党、建国、建军、建民来排，您看可好。”
“樊建党、樊建国、樊建军和樊建民，听起来不错。新中国，新气象，起的名字也符合时代，起的不错，就叫这个了，”她的父亲满意地说。
樊桂英给已生的双胞胎弟弟起名字，以及给未来未出生的弟弟起名字的时候，她其实自己还是个按现在年纪应该上幼儿园的小女孩。就这样，幼儿园年纪的桂英，跟她的父亲，没有请人看生辰八字，没有请人算五行，没有翻词典，没有请教书先生，把自己弟弟的名字定下来了。后来看来，起的名字还不错，几个弟弟挺感谢她的，没有叫虎、豹、豺、狼。她也在无形之中，成了打破封建迷信的先驱。
樊建党和樊建国是双胞胎，平常由于父亲在外地铁路施工建设，母亲在工地挣工分，留下樊桂英照顾他哥俩。樊桂英是女孩子，又是大姐，把自己尽可能吃的留给弟弟吃。但即便如此，两只小老虎还是一直吃不饱。有一次樊桂英带着弟弟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平常活泼的两个弟弟窝在墙脚，耷拉着脑袋，以为生病了，就问他俩：
“咋了，你俩，不舒服吗？”
“姐，饿，没力气，”建国说。
建党和建国还小，没有学全说话，说不成完整的句子，说话都是往外蹦的。
“你俩再忍忍，妈妈等会就回来了，家里也没有余粮了，别动了，省着点力。”
就这样，姐弟仨靠着不动，节省力气来抗饿，等着妈妈回来。桂英母亲回来也没带啥好吃的，就是两块红薯，还要仅着两个弟弟吃。后来樊桂英长大了，到工地上干活，还是天天吃薯，所以到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晚辈们鱼肉吃腻了，想吃粗粮，吃到烤红薯、煮红薯、红薯干、炸红薯丸，觉得真是人间美味，但樊桂英一看到红薯就打嗝，反胃，就是当时吃多了红薯留下的阴影。如果她母亲带回来粮食，煮成稀饭，她就把稠的盛给弟弟吃，自己把盛完粮食剩下的稀汤喝了，算是吃过饭了。后来又增加了弟妹，她依然是这样吃法，稠的尽量给弟妹吃，自己喝稀的，只要有进食饿不死就行，就是靠着节省自己口里的粮食，她把自己的弟妹养大成人，没有落下一个。晚辈们听她的父亲讲过，说那时没有节育措施，生的孩子多，粮食不够吃，养不起，村里的人有的就把孩子扔到后面的沟里，说是狗吃的眼都是红的。
但就算如此，两个双胞胎弟弟还是营养不良，体质跟不上。那个时候，医疗条件比较差，没有防疫针可打。有一天，建国又窝在墙角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樊桂英以为他又饿了，就没理他。等到母亲回来了，饭做好了，叫：
“建国，吃饭了。”
建国还是一动不动。樊桂英就很生气地走过去，一边走一边说：
“饭都做好了，你还不过来吃，想干啥”。
樊桂英走到跟前拉建国起来，一碰，发现建国身子发烫，赶紧跑回来跟母亲说：
“妈，建国发烧了，您快去看看吧。”
她母亲跑过去，一摸，确实发烧，把孩子抱起来，说：
“我带着老儿去诊所看看，你和老大先吃饭吧。”
她母亲就抱着建国去诊所了，她和建党就吃过饭待在家里等母亲回来。晚上十点，她母亲抱着建国回来了，建国在怀里睡着了，晚饭也没吃。
“妈，咋样？”
“不碍事，给输了液，后半夜烧退了就好了。”
第二天，建国的烧还是没退，接下来三天，烧还是没退。桂英和她母亲急的不行，医生也是急的不行，按道理烧应该退的，医生说县里的医疗条件不行，建议到就近的新乡市医院看看。她的母亲就把桂英和建党留在家里，抱上建国去新乡看病了。过几天回来了，她的母亲告诉桂英，建国得的是小儿麻痹，烧退下来了。回来的第二天，桂英牵着建国的手迈过门槛到外面院子里，建国以前能迈过去的现在怎么也迈不过，到了院子里走路也是一高一低，就赶紧跑回屋里：
“妈，你快看看，建国怎么了，走路走不好了。”
她母亲赶紧跑到院里，告诉建国：
“你走个路给妈看看。”
建国就一高一低的走几步，她母亲盯着眼泪下来了，心里想着：“不会是瘸了吧！”
此后，樊桂英母亲抱着建国开始了治腿之旅。先是在本县，找本地的医院，也找了本地的中医，寻访本地的偏方，都无效果。接着踏上了去新乡、郑州大城市医院的治疗，也无效果。因为治疗需要钱，最后她的母亲抱着建国来到她父亲工作的铁路段，在那里一边待着，一边治疗。前前后后折腾了三年，建国的腿还是没见好转，走路时一高一低的，再者孩子也长大了，如果小的时候是这毛病还有希望治好，现在孩子渐渐长大了，腿也定型了，走路也会走了，还是不见好，那就是没希望了。在问遍了医生，医生也渐渐地告诉她的母亲，这是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建国的腿没有希望好的时候，她的母亲也就放弃治疗了，带着孩子回到了朝歌。
她的母亲带着建国在外治疗腿的期间，因为一直在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