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说:“砚之,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努力读书,你就能改变命运。”

    !“李姐,”林砚之握住她的手,语气坚定,“我向你们保证,伦理委员会绝不会让基因编辑变成富人的特权。我们会制定更严格的规则,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普通人,而不是少数人。”

    离开社区时,张磊递给林砚之一份调研报告:“这是我走访十个社区收集到的意见,83%的居民反对增强型基因编辑,92%的居民希望优先普及治疗性基因编辑。还有,水务系统的工人们联名提议,希望在《基因编辑伦理指南》里加入‘社会公平评估’条款,任何基因编辑申请,都必须先评估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林砚之翻开报告,密密麻麻的签名上,有的还带着孩子稚嫩的笔迹。她突然明白,伦理委员会的决定,不仅关乎技术的走向,更关乎无数普通人的希望。

    与此同时,周明远正在实验室里召开紧急会议。他的面前摆着一份国际基因伦理协会的报告,上面写着“全球已有17个国家存在非法增强型基因编辑产业链,其中6个国家出现未公开的临床案例,脱靶率最高达3.7%”。

    “各位,”周明远的声音带着紧迫感,“如果我们彻底禁止增强型基因编辑,只会让需求转入地下。去年南方某市查处的非法机构,就是因为正规渠道被堵死,才敢漫天要价,而且技术毫无安全保障。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风险,就把所有路都堵死。”

    一位年轻研究员举手提问:“教授,那我们该怎么平衡安全和探索?增强型编辑确实存在伦理风险,我们总不能看着富人垄断技术吧?”

    周明远调出一份方案:“我想提出‘分级审查’制度。治疗性编辑,简化审批流程,优先普及;预防型编辑,限于有遗传病家族史的家庭,需经过三代基因测序;增强型编辑,暂时不开放临床应用,但可以在实验室开展基础研究,每两年评估一次技术成熟度和社会接受度。这样既能守住底线,又能给技术留一点空间。”

    研究员们陷入沉思。过了许久,一位老教授开口:“我支持这个方案。当年我们研究试管婴儿时,也经历过类似的争议。如果那时我们彻底放弃,就不会有现在的成果。技术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用。”

    周明远看着眼前的同事们,突然想起林砚之在听证会上说的话:“我们今天的决定,关乎黄浦市未来的每一个孩子。”他拿出手机,拨通了林砚之的电话:“林主任,我有一个想法,或许我们可以制定一套分级指南,既能守住伦理底线,又能给技术留有余地。”

    电话那头的林砚之笑了:“周教授,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可以建立‘治疗-预防-增强’三级框架,每一级都设定明确的标准和审批流程。增强型编辑暂时不开放,但可以开展基础研究,定期评估。”

    两人在电话里聊了很久,从技术标准到审批流程,从社会公平到公众监督,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挂断电话时,周明远看着窗外的夕阳,突然觉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或许,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守护伦理底线,又能推动技术进步的路。

    第四章 红线之下的共识

    伦理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在周末召开,十二位委员围坐在圆形会议桌旁,桌上摆着《基因编辑伦理分级指南(初稿)》。林砚之翻开指南,声音清晰而坚定:“根据前两次的讨论和调查,我们拟定了‘治疗-预防-增强’三级框架。下面,我们逐一讨论每一级的标准和审批流程。”

    “首先是治疗性基因编辑,”林砚之调出相关条款,“适用范围为已确诊的遗传病患者,需提供三级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基因测序报告;技术标准为脱靶率低于0.1%,且有至少五年的临床数据支持;审批流程为‘医院初审-委员会复审-公众公示’,公示期为七天,无异议即可批准。”

    赵医生点头表示赞同:“这个标准很合理。治疗性编辑的核心是‘救命’,我们应该简化流程,让真正需要的患者能尽快受益。我建议加入‘紧急通道’条款,对于危及生命的遗传病,审批时间可以缩短至三天。”

    “我同意,”李教授补充道,“还需要明确法律责任——如果医院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或者企业伪造技术数据,应该承担连带责任,这样才能确保流程的严谨性。”

    接下来是预防型基因编辑。林砚之继续介绍:“适用范围为有遗传病家族史的家庭,需提供三代以内的基因测序报告,证明存在明确的致病基因;技术标准与治疗性相同,脱靶率低于0.1%;审批流程增加‘伦理评估’环节,重点评估是否存在‘非治疗目的’的隐藏诉求。”

    吴教授提出疑问:“如何界定‘家族史’?如果只是旁系亲属有遗传病,是否也能申请?还有,预防型编辑会不会被滥用,比如有人以‘预防近视’为由申请编辑相关基因?”

    张磊接过话茬:“我建议加入‘致病风险评估’条款,只有致病风险高于80%的家庭才能申请。至于‘预防近视’这类非致命性问题,应该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避免滥用。”

    !周明远点头:“我补充一点,预防型编辑的胚胎,必须保留一份原始基因样本,万一未来出现基因异常,也能有追溯的依据。而且,所有接受预防型编辑的家庭,都需要参与长期随访,每半年提交一次健康报告,以便监测长期风险。”

    最后是增强型基因编辑。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委员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林砚之身上。她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暂时不开放增强型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但允许在实验室开展基础研究。研究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不得使用人类胚胎,仅限动物实验和细胞实验;第二,研究数据必须公开透明,接受国际同行评审;第三,每两年进行一次技术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政策。”

    陈默的代理律师突然开口:“各位委员,优嗣生物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增强型研究,如果完全禁止临床应用,企业的损失会非常大。而且,国际上已有国家在试点增强型编辑,我们如果落后,会影响黄浦市的科技竞争力。”

    张磊冷笑一声:“科技竞争力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如果为了所谓的‘竞争力’,让黄浦市变成‘基因特权者’的乐园,这样的竞争力,我们不需要。”

    林砚之看着律师,语气平静却坚定:“我们没有完全禁止研究,只是暂时不开放临床应用。这既是为了保障公众安全,也是为了给社会留出适应的时间。等技术更成熟、社会共识更充分时,我们会重新评估政策。但现在,我们必须守住红线。”

    会议持续到下午三点,指南初稿终于达成共识。委员们在文件上逐一签字,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像在为黄浦市的基因伦理,刻下一道清晰的红线。

    指南发布的前一天,林砚之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邮件。发件人是那位匿名申请人,女人在邮件里写道:“林主任,我后来想了很久,也看了很多关于基因编辑的报道。我意识到,我所谓的‘为孩子好’,其实是在剥夺其他孩子的机会。如果我的孩子天生就有‘优势基因’,他可能会失去努力的动力,也可能会看不起那些‘普通基因’的孩子。这样的未来,不是我想要的。我决定撤回申请,也希望优嗣生物能停止增强型编辑的推广,把技术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林砚之看着邮件,眼眶突然湿润了。她想起听证会那天,女人通红的眼睛和委屈的语气。或许,真正的伦理共识,不是靠强制规定,而是靠每个人对“公平”和“尊严”的理解。

    指南发布当天,黄浦市的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科技大厦楼下,挤满了记者和市民。林砚之站在发言台上,手里拿着《基因编辑伦理分级指南》,声音传遍了广场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在这里发布《基因编辑伦理分级指南》,确立‘治疗-预防-增强’三级框架。这不仅是一条技术红线,更是一条公平红线——它守护的,是每个孩子平等的生命尊严,是每个家庭对未来的希望。”

    广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李娟抱着女儿挤在人群前排,女儿的小手紧紧攥着林砚之的照片。她看着台上的女人,突然觉得心里充满了希望——或许有一天,她的女儿也能通过治疗性基因编辑,像正常孩子一样奔跑、欢笑。

    周明远站在人群中,看着台上的林砚之和张磊,突然露出了笑容。他想起自己年轻时,曾为了技术突破不顾一切,直到后来治愈了小宇,才明白技术的真正意义——不是制造“完美的人”,而是帮助“不完美的人”拥有完美的人生。

    张磊握着老工人王师傅的手,声音里带着激动:“王师傅,我们做到了。以后,技术再也不会是富人的特权,它会服务于每一个普通人。”

    王师傅笑着点头,眼里闪着泪光:“好,好啊。以后我们的孩子,不用再怕输在基因上了。”

    林砚之走下发言台时,夕阳正缓缓落下,金色的余晖洒在黄浦江上,将江面染成一片温暖的橘色。她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这座城市的美,不在于它有多先进,而在于它能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公平和温暖。”

    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指南,封面上“伦理先行,科技向善”八个字,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或许,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技术的进步,永远不能超越伦理的底线;而伦理的底线,永远要守护人类的共同尊严与平等。

    第五章 新生的希望

    指南发布后的第一个月,林砚之的办公室收到了三十份治疗性基因编辑申请。其中一份来自李娟,申请理由是“为女儿编辑脑瘫相关基因,改善运动功能和认知能力”。

    林砚之翻开申请材料,里面夹着一张李娟女儿的照片——小女孩坐在轮椅上,手里拿着一幅画,画上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旁边写着“谢谢医生阿姨”。她想起在社区见到的那个瘦弱的孩子,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通知李娟,”林砚之对秘书说,“她的申请通过初审了,下周安排复审,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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